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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的一面旗帜——“鉴定大家”耿宝昌先生
 1984年6月，我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陶瓷组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工作伊始，就有幸见到了古陶瓷研究方面的大家耿宝昌先生。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我参加工作不久，与陶瓷组王莉英老师及其他两位同事一起，在清史馆陶瓷库房聆听耿先生讲授明初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场景。这是我与耿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当时耿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看上去神采奕奕。光阴荏苒，这个场面已过去38年，然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时老中青三代在一起探讨学术的融洽氛围仿佛就在眼前，这张照片也不断激励我虚心向老一辈专家学习。由于从参加工作开始直到1998年，我和耿先生分属于陈列部陶瓷组和保管部陶瓷组，两个部门又相距较远，因此，在这14年里，我与耿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 1998年我院进行机构改革，成立古器物部，因与耿先生同属一个部门，与耿先生见面和一起工作的机会遂多了起来。迄今为止，我与先生认识和交往已38年，应该说对先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身上值得学习的闪光点很多，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抵住诱惑，保持定力；热爱故宫，甘于奉献；坚持原则，洁身自好；心胸豁达，淡泊名利……如此造就了耿先生的大家风范、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的一面旗帜。 耿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专家，有人称他“泰斗”“鉴定大家”，对于这些赞誉，他往往一笑了之。但认为耿先生在传奇的阅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鉴定水平等方面，目前尚未有能出其右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仅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耿先生上手鉴定过的历代古陶瓷就不计其数。国内大多数文物博物馆单位所收藏的古陶瓷，都请他作过鉴定和甄别。1995年出版的由他主持编撰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汇聚了全国各文博单位收藏的近千件陶瓷精品，基本都经耿先生亲自目鉴过。多年来，他应邀对美、加、日及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访问，并与同行、同好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并鉴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博机构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其高超的水平，受到海外人士的一致首肯。 耿先生朴实的生活、非凡的阅历、超强的记忆、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文物鉴定水平等，都给我以深刻印象，成为我学习的榜样。而每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先生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关心，以及向先生请教专业问题时，先生不厌其烦给予的悉心指导，更使我备感温暖、肃然起敬。记得我经常向耿先生请教古陶瓷鉴定方面的问题，他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要综合考虑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同时，又要防止草木皆兵、对所见到的陶瓷器均妄加猜测，甚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弄得无所适从。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对识别伪品尚缺乏必要的历练。要知其真，也须识其假。只有选出典型赝品当反面教材，详加分析，切磋揣摩，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才能胸有成竹，使我们的双眼变成X光机，作出真知灼见的判定，而非若明若暗、人云亦云、左右摇摆。先生的言行给我很大影响，我常常勉励自己要毕生以先生为榜样，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求成为古陶瓷研究方面的行家。 耿先生投身文物界已80多年，仅在故宫博物院就工作了66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对于如何成才有独到见解。他经常跟我提及，学习之始要拜一位好的老师，要尊重师长；学习要立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尖；学习基础一定要打牢；做学问要诚实，不要不懂装懂；要善于与人相处，虚心向他人学习。这些经验堪称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我学习业务的座右铭，也值得每一位年轻同志借鉴。 平时在与先生的闲聊中，他多次对我谈及两件事情，一是谈到我院有一位叫赵涤贤（绰号“赵夫子”）的老职工，常对人说：“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乎所以！”先生认为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人人都应引以为戒，即做人要低调，不要目中无人。二是先生的老师孙瀛洲生前常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把基础打牢，要经得起三问不更色，要挺得住三斧砍不倒。这两件事情实际也反映出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严谨的学风，我已将这几句至理名言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 我常常为自己能在花甲之年还能得到自己所敬爱的百岁老师在做人方面的教诲和在做学问方面的指导而感到自豪，这可是多少人所羡慕和梦寐以求的，对此，我一定会倍加珍惜。 原文刊登于2022年12月26日《 人民政协报 》 第 12 版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