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一位名叫孙殿英的军事将领秘密策划了一次盗墓行动，目标是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这次盗窃涉及到了大量珍贵的金银财宝，然而，这些宝物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据传言，孙殿英可能会将其中一部分宝藏贿赂给他的上司徐源泉，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是武汉新洲区的徐公馆，这座奢华建筑的建造耗资惊人，曾引发人们对宝藏是否埋藏在这里的猜测。然而，东陵宝藏的历史谜团并不止于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谜团的关注。

密道内冒出腾腾的白烟，冬天室内温度却低于室外……种种速象表明，武汉涂公馆的地洞内似乎隐藏着重大的秋密。

2001年2月，有两位自称是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神秘人物，突然出现在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多方探访东陵盗宝的下落。

沉寂了70多年的有关东陵盗宝下落之谜的历史悬案再度沸沸扬扬，东陵被盗宝藏果真埋在武汉市新洲区的徐公馆吗？

臭名昭著的东陵盗宝案，曾作为一段史实被搬上银幕，七十多年后这段历史又被炒热。

1928年7月2日，时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12军军长的孙殿英，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取了大批金银财宝，其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御用的九龙宝剑。这柄宝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剑鞘用名贵的鲨鱼皮制成，嵌满了红蓝宝石及钻石。从乾隆墓盗取的宝剑中，据说还有一柄三国时的名将赵子龙用过的宝剑。另外，从慈禧墓中盗取的翡翠西瓜、夜明珠和穿满珍珠的绣花鞋等，都是稀世珍宝。但这些财宝后来都下落不明。

孙殿英名叫孙魁元，号殿英。尽管他出身是土匪，也没有什么文化，但这样一个能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较高军职的“不逞之徒”是完全深谱官场中的门道。孙殿英最拿手的就是用各种贿赂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也为他干下的种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消祸免灾。

孙殿英这个兵痞，在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就犯下了盗掘清朝皇陵的弥天大罪，一时全国舆论哗然。寓居天津租界的退位清帝溥仪，向民国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缉拿盗墓元凶，并加以严惩。

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将大量东陵盗宝献给了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层人士和当朝的权贵。传说孙殿英将盗乾隆墓得到的108颗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托人送给戴笠，托他将乾隆御用的九龙宝剑献给了蒋介石，慈禧的夜明珠和穿满珍珠的绣花鞋献给了宋美龄。结果，轰动一时的清东陵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退位清帝溥仪备受刺激，此事遂成为他日后出逃东北叛国投敌，充当日本人的“儿皇帝”的诱因之一。

孙殿英盗宝后逍遥法外，还荣升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投降日本人，任伪集团军副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被蒋介石派为先遣军总司令。解放战争中，在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最后病死在战犯收留所。

作为处理清东陵盗宝案的一个关键人物的徐源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殿英的顶头上司。据了解徐源泉的人说，徐源泉是一个很专横的人，对下属也很苛刻。他手下的12军军长孙殿英在洗劫清东陵之后，人神共愤，遭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据说，作为孙殿英的顶头上司，徐源泉怕蒋介石严惩孙殿英后追究自己的责任，曾为孙殿英暗中向国民党高层人士活动。但是最终使孙殿英逍遥法外的决定因素是因为徐源泉的“斡旋”，还是孙殿英自己用东陵盗宝买通了国民党的最高层尚不得而知。但对于有“救命之恩”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孙殿英肯定会投桃报李、有所表示的。

民间有一种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财宝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所得的东陵财宝埋藏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徐源泉公馆坐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陆军上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的徐源泉，耗资大洋10万元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

据一些当年在公馆楼中居住过的教师和考古工作者说，徐公馆的一些设计处处透着神秘。打开主楼的大门，立即感到一股寒风扑面。无论春夏秋冬，公馆室内的温度比室外大概要低5C左右。当地的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他的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但他并没有人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了1-2个连的兵力加以保护。

徐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仑美矣。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密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密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白烟，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和1989年文物补查时，包括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内的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据有关媒体报道，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时任新洲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胡金豪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胡金豪认为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它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所以论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尚为时过早。

从新洲区文物所整理的史料中得知：1927年，41岁的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7月，他放任部属孙殿英盗挖清东陵，并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将部分受贿所得的清东陵财宝转移，据为已有。徐源泉1949年逃到台湾，1960年在台北病死。徐源泉到底将清东陵的财宝藏于何处，还是他一直就带在身边？这一切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有待于文物部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判断。

1994年9月18日，新洲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女佣袁一全（现已去世）,并作了现场笔录。

袁一全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造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了一批人。在距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枪毙人，说明这些人对于徐源泉来说是非杀不可的。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建徐公馆的工匠。

胡金豪随后还走访了60多岁的夏名老人，夏家曾与徐公馆相邻。据夏老转述其父亲的说法，1931年6月15日，红军打下仓埠时，号召穷人分富人的财产，夏家因此分得徐公馆的一个明代花瓶。但红军走后，分走的财物又都被徐家要回去了，徐公馆的财宝并未丢失。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今年74岁的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10岁时他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的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风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1940年，徐公馆一度成为日本驻军的兵站，自此他再没去过徐公馆。“文革”时，林庚凡被批斗，与徐源泉及其家属划清了“界线”。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德意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清东陵的部分财宝是否在武汉？徐公馆与被盗财宝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可信的科学证据可资证明。

胡德意说，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胡德意所长说，他60年代也听老人们说，徐公馆地下可能埋有清东陵财宝。任该区文物所所长后，他对徐源泉、孙殿英以及清东陵财宝的流失进行了大量研究。近日他在得知西北某大学教授的推论后，决定对徐公馆进行细致勘查，以期揭开徐公馆地下是否有东陵财宝之谜。

胡所长透露，他们将就此事会同湖北省、武汉市各文物局和相关部门，展开细致的史料分析和深入的地质勘察论证工作，以得出科学有力的结论。他强调说，揭开徐公馆的清东陵财宝之谜还有待时日，“目前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据报道，清东陵被盗部分财宝可能藏在徐公馆的这则消息也引起了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的关注。

现年75岁的徐钧武，退休前为湖北省第二机床厂职工。他持有武汉市公证处】985年12月就徐源泉遗产继承之事而出具的一份公证书，其上写着徐钧武、徐明为徐源泉之子女（徐明现居美国）。

徐钧武说，父亲徐源泉曾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而“东陵大盗”孙殿英为其魔下第12军军长。1928年，孙殿英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和乾隆的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作为孙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因此被怀疑受了贿赂。建于1931年的徐公馆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自小离家的徐源泉和家人并未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父亲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

1948年徐源泉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就此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