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风位于黄冈山区地带，历史悠久，民俗奇异，文化多样，红色特工徐会之将军，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团风破落的官宦和半耕半读的书香之家，从小酷爱读书习武，情商高，悟性好，又聪明好学，早期经常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忍饥挨饿，跑田野，进农家，受黄冈四杰的影响（刘子通、吴昆、李四光、熊十力），向往正义光明，有强烈的民族感、爱国心，为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实上，正值青春年少时红色特工徐会之将军都成为董必武的学生，在武汉求学时聚集于林育南、包曹僧、陈潭秋、马念一等革命同志之间，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一期，从此踏上革命征程，聆听周恩来的教诲，后成为党组织的一员。不过，地下工作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很神秘，甚至被自己同志们误会、受对手怀疑与攻击的经历更多一些，更多的是辛酸与屈辱。

红色特工徐会之将军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决定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派到台湾做策反及情报搜集工作。此时的台湾正值吴石、朱枫案发，台湾当局加紧对入台人员的甄别，徐不久即身份暴露，后入狱。中共党组织在台的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徐会之在狱中的经历，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是难以为人们所知。所以，我党一时半会儿，也不清楚台湾地下组织情况，并非没惦记与关怀他们。

孙立人的部将钟山认识特工徐会之将军，源于1950年9月，受李鸿案牵连被捕。9月23日被投进了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11号囚室中与徐会之将军6名匪谍案人员一起关押。该囚室有一个小胖子很热情，指着其他狱友一一介绍：“这是我们的老大，号为‘诗人’，他是徐会之先生黄埔一期学生，抗战胜利后的汉口特别市市长”。在钟山最初的印象里，这位老大“长脸高额，如不是长期营养不良，应可称为倜傥潇洒的人物”等等。三天后，钟山被带到审讯室，受到鞭打，直到神志不清，被拖回囚室，“徐老大”让他趴下，交代另一狱友浸湿洗脸巾，敷在伤口处，他说：“忍痛一个小时就好了，只有五六十鞭、很轻、很轻、几天后就会好的，一周后还会再受审的”。这是徐会之用他的亲身经验，告诉难友。他被捕已经数月，这样的刑讯不知已经受过多少次。他告诫钟山，下次受刑，无论什么刑，都要叫喊或表示痛苦，就可以减轻刑罚，千万不要咬紧牙关不做声，钟山按照老大的教导来做，果然有效，不但鞭打的次数少，着鞭於血的鞭痕也只有数处和第一次比伤势轻了很多。徐老大又告诉他，下一次不是“捶腿”就是坐“老虎凳”，应如何应对，可见这里的各种酷刑他都已经受过。又一次审讯，审问者没有对钟山动刑，只给他纸笔，让他回去写一封自白书，徐老大认为不妙，没有受刑是“认定”，除了出卖良心，写他们认为满意的自白书，就只有靠命运安排了，若要脱罪，就只有昧着良心去写孙立人凤山练兵是为建立反叛势力，不要人格，他根据自己一生搞政治的经验，认为这样写结果必然害人不利己。钟山听了老大的分析，决心不写自白书。

一直到相互分手，走上刑场前，红色特工徐会之将军还向狱友吟词一首：“国破家亡几多愁、月满西楼、韶华不为少年留、一夜寒风起，发盈头”的诗词，都是不肯背叛我党。

徐会之（1901—1951），字亨，别号容庵，总路嘴镇宋坳村河边徐家。三岁丧父，随母王氏寄居外祖母家。先在当地念私塾，后进黄州高小、中学堂。继肄业于武汉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中法高等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参加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和湖北教育研史会。1923年2月，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1924年3月，徐由中共党组织武汉地区负责人包惠僧、马念一的推荐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并编入第一队。未几，参加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经董必武、陈潭秋的介绍，于同年6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3营连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改任该军1师1团1连党代表。1925—1926年，充国民第2军骑兵第1旅及第2军第10师参谋，参加了北伐东江战役。1926年，蒋介石强令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迫使共产党员撤出第1军和黄埔军校。徐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北伐开始，奉命南下，参加赣、浙一带进攻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战争，任第15军中共党务科长，次年升任该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徐被迫离开部队过流亡生活。1928—1930年，任天津公安局特务大队长。期间1928年4月，与余洒度、韩浚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任宣传科长，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同年冬，徐会之在天津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并兼任华北分会会长。韩、徐共同举行有2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罪行。1931年8月，蒋介石将“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主要成员徐会之等搜集到南京，强制受训。1932年9月，蒋派徐任五十六师政训处长。1933年任军委会政训科长，后改派到安徽刘镇华总司令部任党政处长兼河南省经扶县县长。1935年调任安庆、芜湖市公安局长。西安事变后，调任西安行营政训处长。抗战爆发，赴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并担任第五大队教导员，撰写《民众训练须知》一书作为全民抗战总动员纲领性文件。由西安到保定授命组建保定行营政训处，任处长。1937年，参加保定、石家庄抗日战役。同年12月，保定失守，该行营退到郑州。次年5月，改为武汉行营，徐仍任政训处长兼政治总队总队长。1938年初，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7月，成立抗日第五战区，武汉行营政训处改为第五战区政治部，徐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参加武汉外围会战。年底，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1940年初，调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南宁、昆仑关会战。旋即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第四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后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次年，由重庆到老河口，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五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后兼青年团第五战区支团部筹备主任，1942年后，调任湖北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襄樊保安司令。1943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兼战时青年训练团鄂豫分团主任，参加鄂北会战。同年获忠勤勋章。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12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为汉口市市长。对遭受日军空前破坏的汉口市的恢复和治理，仅用月余时间，便理出了头绪。在接受汪伪政府，组建汉口市政府、调查日军暴行、振兴实业、救济难民、汉口市恢复和治理、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为三青团中央团干事。1947年7月，党团合一，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汉口改制为特别市，他继任特别市市长。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以其旧属关系，3月2日任命徐为总统府参军处上将参军，1949年12月在重庆迎接解放。

徐虽然在国民军政界为官多年，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被称为国民党政工“四大干将”。但他一直向往革命，支持革命。1937年8月，保定行营召开所属各部师以上政训处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公开主张：大敌当前，要遵循总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等新老友军，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抗日，收复失地。9月，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时，他代表行营主任徐永昌欢迎视察团，对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尊重。

在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期间，多方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地下负责人程维黄同志长期住在他家，中共武汉城运工作部长曾惇同志也多次出入徐家。为了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3月，徐会之经香港去台湾，不幸于1951年11月18日在台北牺牲。1985年，徐会之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4年曾秘密加入中共，1937年8月任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时，公开主张大敌当前要遵循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等新老友军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抗日。在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时，协助李宗仁协调中央军和友邻部队及地方军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一致抗日。徐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合称国民党政工干部“四大金刚”。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在接收汪伪政府、组建汉口市政府、调查日军暴行、振兴实业、救济难民、进行城市恢复和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台湾解密档案：原总统府参军徐会之，因涉及预备颠覆政府遭逮捕论罪，原审理单位建议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公文送到蒋介石手中，却批示「应即枪决可也」。

《黄冈市志》：徐为人耿直，待人以诚，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被称为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四大金刚”。1937年任保定行营政训处长时，在师以上政训处长会议上公开主张：大敌当前，要遵循总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

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等新老友军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同年9月，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徐代表行营主任徐永昌欢迎，对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等尤为尊敬。在任汉口市长期间，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多方掩护，

武汉地下工作负责人程维黄长住其家。

黄埔一期（144）赴台被秘密枪决，革命烈士，原国军上将--徐会之

黄埔一期（144）

赴台湾被秘密枪决，革命烈士，原国军上将--徐会之

徐会之（1900-1951)，原名徐亨。湖北黄冈人。本县国民学校肄业，1919年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入湖北中法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受到了陈潭秋、恽代英等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

当时录取的正取生编为三个队，还有一批备取生因名额有限，未被录取。徐会之和同学们经讨论，决定推选代表向孙中山请求留下这批备取生。徐会之被同学们推选为第一队代表，和第二队代表许继慎，第三队代表韩浚一起谒见孙中山，要求收留未被黄埔军校录取的备取生，孙中山被三位代表的言辞打动，遂同意将备取生全部录取了。

入学后，徐会之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连党代表，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并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后，改任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

1925年春赴河南，入国民军第二军，任骑兵第一旅参谋。

据1925年9月12日民国《申报》报道，徐会之随骑兵第一旅俱乐部、干部训练所等单位一起，参加了和社会各界6000余人在河南卫辉举行的九七国耻（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有97国耻之说）纪念大会，并登台演说。

后到西安任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虎臣部参谋，北伐开始后奉命南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党务科长，1927年任第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离开部队，逃到天津，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春起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大队大队长，曾花费数百银元将黄冈农民运动领袖胡亮寅营救出狱。

1930年5月，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回国后组织第三党反蒋，并授意余洒度、黄雍等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黄埔同学密谋反蒋，徐会之任宣传科长，曾主持出版发行反蒋刊物《黄埔周刊》，署名撰文公开谴责蒋介石。

同年冬在天津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任会长。还参加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反蒋活动。1931年8月，因叛徒陈敬斋告密，徐会之等与邓演达在上海同时被捕，蒋介石命曾扩情在南京成立了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只要悔罪，既往不咎。受到蒋介石感召，徐会之转而投蒋并获重用，后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并称国军政训系统"四大干将"。

1931年任原镇嵩军刘茂恩（刘镇华的弟弟）部第六十五师政训处处长，不久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少将科长，1933年1月任豫鄂皖边“剿匪”总部（总指挥刘镇华）党政处处长。同年兼任河南省经扶县县长，1935年4月任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局长，1936年1月调任芜湖市公安局局长，在芜湖任职期间曾营救过关押的共产党员。

1936年西安事变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被撤销，原“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因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被蒋介石认为是变节行为，斥之“无耻之徒，永不录用”，而被免职。后经研究决定调国共两党都比较认可的徐会之，于1937年3月任西安行营新成立的政训处处长。

抗战爆发后调任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

1938年5月任武汉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兼政治总队总队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第一处少将处长，7月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副主任，12月任川鄂湘黔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

1939年10月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政治部（主任梁寒操）副主任。

1940年8月接梁寒操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1年赴重庆，应重组后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之邀，接康泽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各军事院校和军事机关及后勤所属的政治工作。

同年冬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五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1942年任湖北省第五区（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3年改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襄樊警备司令。

1945年9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特别市市长，在担任市长期间多方掩护中共地下党，武汉地下党的负责人程维黄曾长期住在徐会之家中，可见徐会之并没有真的背叛共产党。

1946年当选为三青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

1947年党团合并后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2月4日徐会之辞去汉口特别市长一职，凭着抗战期间和桂系融洽相处的关系，由代总统李宗仁任命为总统府上将参军，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12月在重庆迎接解放。

1950年11月经香港赴台湾。因涉及"共谍案"被捕，1951年11月被台湾当局秘密枪决。

时隔三十多年后，真相大白，台湾解密的档案里，徐会之以“预备颠覆政府罪”，先是被判了十五年刑，后由蒋介石批示“应即枪决可也”。

可见刚在台湾立足的蒋介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退的地步，最怕的不是外部的攻击，而是来自内部对他的叛变，此时的蒋介石使用铁腕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诸如陈仪、李玉堂等均是如此。可徐会之到底是不是我党秘密战线的人，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不得而知。

1985年，徐会之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国传奇人物徐会之

张继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徐会之绝对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身份扑朔迷离，其表现引起争议，1951年，他赴台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更是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是耶？非耶？——徐会之立场之谜

徐会之（1901—1951），原名徐亨，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人。关于徐会之的生年，现有著述有1900年、1901年、1902年三种说法，其实，徐会之出生于1901年，1948年出版的《汉口市政府职员录》记载了他的履历：年龄一栏填写的是48岁，所以，徐会之应该是1901年出生。

徐会之出身于耕读之家，其父早亡，幼时就学于私塾，后在黄州就读新式小学、中学，1919年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再入中法高等学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入伍生一队，同期一队的同学有共产党出身的徐向前、蒋先云和国民党出身的贺衷寒、宋希濂等。有史料说，这一年，徐会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史书持保留态度,不做交代。究竟是不是中共党员？这似乎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能够确认的是，他加入了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中共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徐会之加入国民党，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该团体是根据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提议而成立的。而另一种说法是：该团体是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们所倡导成立的。它成立于1925年2月，在黄埔军人中，与贺衷寒为首的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后来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掌握。所以，从徐会之的政治立场看，他参加中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加上，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就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与董必武、陈潭秋等往来密切，受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很大。他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也是董必武推荐的。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是湖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曾与徐会之在十五军共事的傅光培回忆说，大革命时期，他亲眼目睹徐会之与一些中共党员曾在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政治部每周开党员生活会，缪象初、徐会之、焦其恺等均参加，叫我在门外不要外人进去。”可以说，徐会之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基本上不容怀疑。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徐会之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1926年，蒋介石强令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迫使共产党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此时，徐会之到北京、天津活动，应该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做地下工作。北伐开始后，徐会之奉命南下，先后任十五军党务科长、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徐会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仍然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建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1929年，该会成立于上海，与蒋介石建立的“黄埔同学会”相对立，从事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活动。徐会之、余洒度、陈烈、黄雍等人参加了筹备工作，是该会的中间力量。徐会之还在天津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担任会长。他在天津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蒋介石对“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活动极度恼怒，派特务进行破坏。1931年8月，国民党特务抓捕了邓演达、徐会之等20余人，后来，邓演达惨遭杀害。

功耶？过耶？——徐会之功过之谜

邓演达被害之后，“黄埔革命同学会”瓦解，对蒋介石来说，徐会之等人已不足为虑，与其严惩，不如羁縻之，此，蒋介石对徐会之等该会中的一些成员采取了笼络政策，徐会之被重新启用。抗战结束时，甚至官至汉口市长乃至汉口特别市长，是举足轻重的地方大员。1945年9月，徐会之担任汉口市长，此时汉口为普通市，属于湖北省管辖。194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汉口市改为特别市，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徐会之任市长，直到1949年初。

对徐会之在汉口市长职务上的表现，在现有著述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徐会之在汉口市长任内“毫无建树，在政治活动方面，却有他的一套。”［4］言外之意，徐会之是一个政客。甚至，有人认为，徐会之大发横财，十分贪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日伪资产的机会，大肆劫掠，化公为私，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官员爆炸性地大面积贪腐，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劫收”。为监察接收、惩治贪腐，国民党政府曾经成立湘鄂赣清查团，此时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参加了清查团，清查团在武汉查处了几件大案。何汉文参与了清查的全过程，也参与了对徐会之的清查。何认为，徐会之的贪腐案是未经揭发的三大案之一，其它两大案的主角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郭灿、湖北省长王东原。关于徐会之的问题，何汉文说：

“汉口市长徐会之，很会应付人，在我们清查期间，对我们的一切集会询问，他都自己出席答复，一切经手接收的档案也提供审查。有人指控徐会之在接收中强占汉口市的几个电影院、戏院，同时在接收日租界及汉口各地敌人房产时贪污极大。经我们了解结果，当时在汉口的中央、上海、明星、维多利、光明等电影院、黄金大戏院、民乐园等，是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伙同湖北省党部、三青团支部、汉口市党部等党务机关和文化机关的接收人员强占的。民乐园由徐怨宇以文化界名义霸占，改名为‘武汉文化会堂’，由他把持牟利。其余也都是由这伙人朋分霸占，或直接营业，或出租取利，对原业主则加上‘敌产’、‘逆产’的帽子，使其不敢作声。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只好决定分别予以发还了事。汉口共计有4000多幢日本人的房屋，估价在600亿元以上。我们根据接收清册，发现问题最严重的是这些房屋有3000多幢被六战区以下的军警宪特机关部队所强占，并且把每幢房屋内的用具物质甚至衣服财物统统占为己有，而这些房屋的原有日本人都已经离开武汉，又无原始清册可查。这些侵占房屋的人不但毫无顾忌地吞没了全部财物，便是市政府要接收房子拍卖，他们也不迁不理，连房租也不交。所以当我们把这笔房产接收账目核对以后，徐会之反向我们提出请求帮助解决这个市政府正在束手无策的问题。其实，徐会之在接管中并不干净，而是他贪污得比较乖巧，使人抓不到他的确实罪证。例如，对日本人房屋的接收，他利用没有原始清册而只有接收清册，在接管单位造具接收清册时，隐瞒了不少的房产。这些房屋既无底案可查，又分散全市各处，外间人很不容易摸底，清查更无从查起。又因惑于徐会之对清查团的‘恭顺’，在核对敌伪房屋接收清册后，公布了一个清查结果，对徐会之的贪污反而作了掩护。”

但是，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汉市治安教育卫生财粮民政社会救济组织各大端，接收整理，不期月间咸复常轨，人不能见其赫赫之迹，盖其才有过人者。”当今，有学者认为，“1945年8月武汉收复后，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广邀商贾，力争恢复城市秩序和经济，这成为国民党‘劫受大员’中的罕见个例。”实际上，在国民党政府的大接收中，出现了普遍的贪腐，在徐会之治下的汉口市出现贪腐也不足为奇，但那不等于是徐会之本人的贪腐，况且，关于他贪腐的证据的确也不足。

有学者认为，徐会之是有作为的市长。抗战胜利后，“汉口的执政者希望能重建汉口，再现往日汉口的辉煌。汉口制订了一系列重建计划、振兴设想，市政当局欲有所作为。在武汉现代开放史中，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当时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不得不提及。……在处理了战后日本德国侨民遣返、对敌伪资产清理接收等繁杂事务后，徐会之及汉口市政当局的目光聚集到战后汉口重建上，对汉口市政建设提出了为数不少的建议、议案、设想。这些方案规划受历史环境制约不可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有关汉口市政建设的构想在现代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的确，在徐会之任内，汉口市曾有不少规划和设想，如《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利用外资加紧汉口市建设议案》、《新汉口之展望》、《新汉口都市计划方案》等等，因为国民党政权很快瓦解，这些宏大的设想也就付之东流。徐会之对日本、德国侨民的遣返工作也十分出色，广受称赞。当时，仅日本侨民就有2万余人，这个数量是相当大的，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真耶？假耶？——徐会之身份之谜

1950年3月，徐会之到台湾，不久，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国民党有关部门最初的意见是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但蒋介石却下令立即处决。1951年11月，徐会之被秘密杀害。徐会之被杀后，国共双方均三缄其口。徐会之赴台的目的何在？他的身份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段经历扑朔迷离。

因为此事较为复杂，真相长期不明，所以，不少著述态度较为审慎，基本上不做交代。近些年才有披露。有观点认为，徐会之是中共“卧底”，负有重要的特殊使命：“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徐会之在敌营中身份特殊，地位较高，人事关系较多，决定派他到台湾从事策反及情报收集工作。”徐会之之子刘凡先生说：父亲“在董必武同志的推荐下，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为祖国的统一和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他们的说法是可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滕杰曾披露说：“有一位军校第一期学生徐会之，他在广州即参与打游击计划的重要分子之一。这个人非但是军校同学，而且抗战时期当过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我当厅长的前任就是他。他这种出身和经历，当然使我们深信不疑。可是，我们从广州撤回台湾，徐会之竟然没有同来，这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也不太注意。过了半年，他突然来台北了，住在一家旅馆里，和谁都不接触，只找彭孟缉。那时彭孟缉当台湾保安司令，位置非常重要。他找彭孟缉做什么呢？原来是奉共党之命，要求彭孟缉投共！彭孟缉是何等忠贞的人，当然把他抓起来，一经审问确实，就把他枪毙了。”彭孟缉是彭晟长子，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彭晟毕业于湖北中等工业学堂，读书期间就参加辛亥革命，大陆被中共解放前夕，随其长子赴台。1985年，徐会之这个身份得到确认。当年，国家民政部、安全部经过审查，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1996年，徐会之遗骸运回大陆，分别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

徐会之还是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四大金刚”之一。“黄埔革命同学会”瓦解，徐会之被重新启用之后，历任五十六师政训处长、安庆市警察局长、芜湖市警察局长、河南省扶经县县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科长。西安事变后，任西安行营政训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保定行营政训处长。1938年5月，武汉会战前夕，任武汉行营政训处长，7月，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参加武汉会战。同年，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1939年，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1941年赴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按照职责划分，第一厅负责军训，第二厅负责民训，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1942年，调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次年，改任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旋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从徐会之的履历来看，他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政工。在多年的政工中，徐会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治工作得心应手，业绩卓著，是公认的政工干才。

在理论建树上，徐会之也颇有成绩。他著有《民众训练须知》，阐述民众训练的意义、必要性，揭示其实施步骤，介绍民众训练的历史和西方列强对民众训练的情况。该书于1937年由庐山暑期训练团警政组编辑出版。此外，徐会之还发表了《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告华北军民书》等文章。正是因为，徐会之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所以，在国民党政界颇有名气，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被称为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四大金刚”。

#徐会之#台湾解密档案显示，1950年3月，徐会之经香港赴台湾，与此同时，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时任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被捕变节。5月，徐会之写信向保安司令部自首。6月国民党国防部情报资料组对其立案侦办，原拟处判5年，因蒋介石不满意要重审，后改判15年。1951年11月13日，台湾国防部黄杰将公文送到蒋手中，蒋亲签“立即枪决可也”，18日在台北马町场被处决。徐会之被杀后，国共双方三缄其口。直至197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向国台办作明确交待：“我们不能忘记台湾朋友，更不能忘记为我党事业而牺牲的同志”（徐会之），才使这一尘封已久的迷案浮出水面。
附图：徐会之案蒋中正的批示原件。